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之思考

發布日期：2004-02-16 文章來源：互聯網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有一個被稱作“證據先悉”的程序，“各方當事人用以了解對方所掌握的在訴訟中必要或有價值的材料，特別是辯護方從控訴方摸底，控訴方必須在預審中提出足以確立合理根據的必要證據，并且有義務將準備傳喚出庭作證的證人名單和其他準備在法庭上用作證據的目錄提供給法庭和辯護一方，并應法庭和辯護人的要求作出解釋和說明”。[1]該程序所體現的是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在庭審前相互獲取訴訟中必要或有價值的材料，了解對方掌握的證據及對方在審判中將傳詢的證人，為庭審中應對做好準備的一種權利。目前，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律中，也均不同程度地規定有證據先悉程序。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款規定：“檢察官和被告人或者辯護人請求詢問證人、鑒定人、口譯人或者筆譯人時，應當預先向對方提供知悉以上的人的姓名及住所的機會。在請求調查證據文書或者證物時，應當預先向對方提供閱覽的機會”。[2]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01條也規定在刑事案件偵查終結后，被告人有權親自或由辯護人幫助了解全部案件材料。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47條規定：“辯護人有權查閱移送法院的，或者在提起公訴情況中應當移送法院的案卷，有權查看官方保管的證據”。[3]由于提起控訴的一方在收集證據上具有絕對的優勢，證據多由控訴方所擁有，所以，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先悉程序實際上是辯護方行使防御權的一種保障。目前，從我國刑事訴訟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看，在我國依法設立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已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立法和司法現狀與問題

　　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控辯雙方的證據先悉權未作明確規定，只是對辯護人的閱卷權作了規定。應該說辯護人的閱卷權也是一種證據先悉權，但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閱卷權具有局限性，以致在司法實踐中頗有爭論，難以操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規定不夠具體明確。在刑事公訴案件中，辯護人根據規定可以到人民檢察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何為訴訟文書卻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訴訟文書應包括證人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被告人供述筆錄等實體性文書，而不僅僅限于程序性文書。另一種觀點認為訴訟文書就是程序性文書。而最高人民檢察院所持的恰恰是第二種觀點。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規定，辯護律師無權了解本案的實體性證據。當案件起訴到法院后，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的規定，公訴機關移送給法院的僅僅是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所以，辯護人在開庭前無法全面了解本案的證據情況。

　　二是享有證據先悉權的主體范圍過小。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律規定，享有閱卷權的僅僅是辯護人。而在刑事訴訟中最直接的當事人卻無權享有。公訴人雖能全面了解和掌握控方的證據，但對辯方掌握的證據卻無權了解。這樣，有些公訴人為了防止辯護人搞“伏擊審判”，便有意對指控的證據加以保密，在向法院移送主要證據復印件時也以種種理由為借口，只移送極少一部分或干脆不移送。

　　有人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原則是直接言詞原則，所有證人都將出庭作證。因此，控辯雙方在庭前對證人證言等證據材料是否知悉無關緊要。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脫離實際的。從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刑事訴訟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證人出庭作證難問題。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6條規定，證人作證，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對證人、鑒定人發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1條則進一步明確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事實上能夠到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儀占極少數。目前在我國大多數法院中，有證人出庭作證的刑事案件僅占全部案件數5％左右甚至更少。據統計，某法院從1999年1月到2000年7月審理了468件刑事案件，其中有證人出庭作證的件中，也并非所有證人都能到庭作證。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難當然有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有證人法律意識不強的問題、有證人保護難以實現的問題、有作證補償不足的問題等等，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許很多人都未想到，那就是根據我國目前的刑事案件發案數，如果每一件刑事案件，不論大小繁簡，均做到所有證人、鑒定人都出庭作證，以我國目前的辦案力量、審判法庭的配備而言，根本無法適應。所以，我國目前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在庭審中還是以公訴人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筆錄和鑒定人鑒定結論為主，法庭也基本上以這些證據作為主要的定案依據。這樣一來，直接言詞原則在刑事訴訟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貫徹。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在刑事審判中，公正與效率無法得到保證。因為未到庭證人的證言筆錄由公訴人在庭上宣讀，就有斷章取義或隨意取舍的可能，而審案法官和辯方在庭前又未閱讀過該筆錄，因此辯方無法提出異議，質證流于形式，也給法官當庭認證、當庭宣判帶來困難。在司法實踐中，公訴人不能如實宣讀證人證言的情況確實時有發生，審案法官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當庭認證和當庭宣判心存疑慮，但休庭后再將全部案卷材料仔細閱讀作出定期宣判則又影響辦案效率。因此，刑事審案法官常常會陷入這種兩難的境地。

　　二、目前試行庭前聽證等制度存在的弊端

　　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證據先悉程序規定上存在的局限性，因此，許多法院為了解決公正與效率的矛盾，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試行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聽證等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對促進刑事案件審判的公正與效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筆者認為這些措施也存有一些弊端。目前試行庭前證據交換和庭前聽證的主持者主要是法院的刑事案件主審人和立案庭的法官。如果是在審理本案的合議庭或審判長、主審人主持下進行庭前證據交換或庭前聽證，則必然會產生下列一些問題：l審理案件的審判人員在庭審前由于參與了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聽證，事實上變程序性審查為實體性審查，對案件形成了預斷，違背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初衷。2.在法院審判人員主持下進行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聽證，往往變成兩次開庭，不僅沒有簡化程序和提高效率，反而增添訟累，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3.因為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聽證在參加人員范圍、時間上不可能像開庭一樣可以公開旁聽和預先公告，因此，在庭前證據交換或庭前聽證中已認可的證據仍不能直接采信，否則有暗箱操作之嫌。由立案庭法官主持庭前證據交換或庭前聽證雖可避免形成預斷這一弊端，但仍無法避免其他一些問題的產生。首先，由于立案庭法官不參加具體審案，對哪些案件的哪些證據需要進行庭前證據交換或庭前聽證無法把握；其次，如果每一案件都由立案庭進行庭前證據交換或庭前聽證，便形成了兩個法官兩次主審同一案件的情況，既不能做到訴訟經濟，也與目前法院的審判力量不相適應。同時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提出證據的時效，控辯雙方是否能聽從法院的安排，在法院的主持下進行庭前證據交換或庭前聽證還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所以，盡管在理論上對試行刑事訴訟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聽證的探討較多，但在實踐中真正這樣去做的并不多。

　　三、關于設立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制度的思考

　　在當前無法做到任何刑事案件證人一律到庭作證的情況下，要提高司法效率，保證刑事案件的質量，筆者認為最有效的途徑是在我國依法明確設立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制度。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應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是庭前權。從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行使的時間上看，該權利只能在刑事案件開庭審判前行使，刑事案件一經開庭審理，所有證據都已在庭上公開出示或證人已到庭作證，也就無需再要求證據先悉。因此，該權利是一種庭前權，其行使時間一般在刑事案件偵查終結后至庭審前。

　　（二）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是對等權。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辯護律師才享有閱卷權，而公訴人對辯方所提取的證據則不能在庭審前先悉。因此，公訴機關對辯護律師要查閱、摘抄、復制控方的全部證據材料也難以接受，“或制造障礙，或盡量限制查閱公訴證據的時間和范圍，以免公訴活動受到較大的損害。[4]因此，筆者認為新設立的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必須是對等的權利。這樣既有利于訴訟的有序和公正，促進權利的行使，也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三）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是保障權。由于控方在刑事訴訟證據的掌握方面往往處于優勢，因此，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主要是辯方行使防御保障的一種權利。從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情況看，辯方庭前大多只看到極少一部分證據復印件，庭審中只聽公訴人宣讀證據，讀多讀少全由公訴人掌握。因此，辯方缺少在證據上行使防御的保障，尤其是沒有委托辯護律師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在證據問題上行使防御的保障更無從談起。而設立了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則不僅使得辯護人行使防御有了保障，而且被告本人行使防御也有了依據。

　　筆者認為設立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應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即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公訴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刑事案件偵查終結后至庭審前，有權向對方了解和查閱對方將在庭審中出示和宣讀的全部證據材料，并可以對對方的某個證人是否應到庭作證提出意見。

　　在具體操作方面有以下設想：1.在刑事案件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后，可由公訴機關告知被告人可委托辯護人并有權了解本案的證據情況，被告人如委托了辯護人，辯護人即可到公訴機關查閱案件證據材料。2.公訴機關在制作起訴書時，應將本案的證據情況在起訴書中寫明，以便被告人進一步了解本案的證據情況，作出有無異議和哪些證人需要到庭的考慮。3.被告人在案件起訴后委托的辯護人既可以到法院查閱本案證據材料，也可到公訴機關查閱全部案件證據材料。4.對于辯方提供的證據材料，公訴人也可以在庭審前要求辯方提供查閱。5.控辯雙方要求了解證據和要求哪些證人出庭的權利是否行使自行決斷。

　　筆者認為，這樣設置可以解決以下一些問題：1.可以保證刑事案件定案證據的真實有效性。刑事訴訟中應盡量做到對證人當庭詢問、當庭質證。但在無法做到所有證人都能出庭作證的情況下，對于庭前控辯雙方所提取的證人證言筆錄等證據材料由控辯雙方相互進行了解，就可以在庭前由控辯雙方對將在庭審中宣讀或出示的證據進行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的審查，為在庭審中對證據質證時是否提出異議做好充分準備，改變目前因辯方只聽控方宣讀證據材料質證時無法提出異議或信口開河亂提異議、法官對定案證據心存疑慮，不敢當庭認證和當庭宣判的現狀。2.可以保證刑事案件判決的公正性。法官在庭審前不能對案件的認定形成預斷，這是保證刑事案件判決公正性的前提，也是刑事訴訟的世界共識。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后作出審案法官庭前不對案件作實體性審查規定的目的，也就是為了防止法官庭前形成預斷。如果主審案件的法官為了保護定案證據真實有效而在庭前主持聽證，則事實上已對案件進行了實體性審查，勢必會形成對案件的預斷。因此，這既有悖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也不符合刑事訴訟的國際趨向。設立刑事訴訟證據先悉制度后，庭前對控辯雙方的證據實行自主審查，既可達到保證刑事訴訟證據真實有效的目的，又可防止法官對案件形成預斷，從而保證案件判決的公正性。3.可以保證提高刑事案件審判的高效性。“公正與效率”是21世紀法院工作的主題，面對繁重的審判任務，人民法院必須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切實提高審判效率，而當前提高審判效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行繁簡分流。目前，許多法院正在推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簡化審，提高刑事案件當庭宣判率，其目的也在于此。設立了刑事訴訟證據先悉權后，控辯雙方在庭審前對認定本案事實的證據都已知悉，對于那些控辯雙方對證據均無異議的案件，法官在庭審中可以實行簡化串理，當庭認證并當庭宣判。對于那些控辯雙方對證據有異議的案件，法官則有時間有精力在庭審中進行重點審理，以確保案件質量。我國的刑事訴訟雖不能像美國那樣搞訴辯交易，但對控辯雙方對事實證據均無異議的案件實行簡化審理，以期提高審判效率，是一個必然的發展方向。

沒找到您需要的？您可以發布法律咨詢，我們的律師隨時在線為您服務